剧情简介
笔者认为，《余生那些年》当中的爱情线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，但亲情线却细腻真挚，让人几度潸然泪下。这场疾病阴云下的情感救赎，显然在家庭当中完成得更为出色。当患者面对疾病时往往成为一个不具备自主选择性的个体，人文学者米歇尔·福柯就提出了“病人的主体性在整个诊疗过程中是被抽离的”观点。显然，在家人的鼓舞和包容下，茉莉选择诊疗并试图康复，希望恢复主体性的身份。与其说是和人的爱给予了她活下去的勇气，不如说家人的爱才是她与病魔抗争的主要动力源。电影当中，茉莉选择表露真实心声的时刻几乎都是在家庭当中，愤怒和伤心也流露在与家人相处的时分。这样发生于家庭当中的疾病叙事，更好地帮助观众将日常生活中关于家庭的情感经验投射于影片中。沉默寡言的父亲、温柔善良的母亲、体贴稳重的姐姐构成茉莉家庭的全部，这对于观众来说无疑是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进行代入式的共情，从而完成了从道德他律到情感自律的转化。这也是这部影片为数不多的出彩桥段。公园抢椅子，从人性的角度揭示了战争存在的必然性；警察捉天使，表达了导演对和平的存在形式的个人看法，即和平就是一场闹剧后剩下的两个字；鸟与人，实际上展现的是种族关系，也为后来在纽约碰壁埋了伏笔，种族这层屏障，连爱都打不破，何况成吨的血与泪呢；出租车上黑人得知他是巴勒斯坦人的极度兴奋，表达的是作者对宗教的反思，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自古为兵家之地，所谓“圣城”更是由无数白骨堆积而成，千百年来将亚欧人民紧密连接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播，实际上伴随着无数的杀戮和征服，而苏莱曼在出租车上所受到的突然其来的尊重，便正是踩在这些杀戮之上的结果；车底下藏的花，从主题上来讲，从时间与历史的关系角度理解或许更为妥当，而且也很好的呼应了占卜者对巴勒斯坦未来的预言，即警察与偷花贼都忘记的真相，只有站在高楼上的，并且与这件事毫无关联的苏莱曼得以看见。巴黎，是一个处处有巴勒斯坦的影子，却偏偏不是巴勒斯坦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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